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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问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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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8 22:43: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鹤龄:百问杨继绳·前言与目录

  前言

  一 我亲历的三年困难时期

  上世纪1959—1961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一个客观存在,由灾害加上人祸以及苏联逼债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饥荒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现象也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过来人,虽然当时在学校寄宿读书,但从未断绝过与乡下的联系,且于1961年下学期至1962年上学期休学一年在家种田,对自己活动范围内当时发生的事情还留着比较深的记忆。那时的生活确实很苦很苦,而且,父母也因饥饿都得了水肿病,但是,由于政府定期发了一点黄豆白糖给以食疗,他们都没有饿死,父亲活到69岁去世,母亲活到了79岁。所以,我家总共13人(祖父母、父母、兄妹姐弟7人、两个未嫁姑妈)绝对没有谁饿死。把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家庭算起来,人数就更多,也没有人饿死。我们生产队100多人,没有人饿死。

  我所在的学校一千多人,死了两个,但是,严格说起来,不是饿死。一个是我们班里马世杰,高高的个子,和我们一样的定量粮食,比我们这些小个儿自然更饿些。因为吃谷粉(稻谷没有去壳碾成的粉子)太饱,加上他的肠子先天性有一处较薄,胀破穿孔,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还有一位是初中年级的女同学,因吃蓖麻子中毒死亡。不是这种特殊原因,这两位同学也绝对不会死的。

  我同班的50多个同学,以及认识的其他班同学,没听说有亲人饿死的。

  在那个时候,要说不饿是假的。1959年刚上高中时,学校还是大甑蒸饭。不久就改用磁盆蒸,用一块竹制的“刀”片,通过饭盆的圆心划直径,将一盆饭划做八个小扇形,每人随便挑一块。这就是一餐的食物。由于扇形有大有小,后来就较了真,切割以后,由一位力气较大的同学捏着饭盆,使劲一转,等饭盆“落位”,各人夹取对应在自己位置上的这一把“饭扇”,再后就更较真了,觉得这种办法还是无法做到公平公正,于是,学校就改成了瓦钵子蒸饭,每人一钵。

  其实,粮食指标也就减了2斤。我们高中部男同学由35斤减到33斤,女同学由33斤减到31年。

  从湘潭市到我家石坝120多里,我多次徒步往返过,从没遇上过饿殍。直到今天,我也没遇上过饿殍。道上满是尸体的情况倒是遇上一次,但不是在那三年,而是在1968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的返程中遇上的。因为涓江(湘江支流)涨水,一只渡船翻到拦河坝下,船上几十人全部遇难,花石镇立即哭声一片,打捞上来的尸体暂时就搁在路边,惨不忍睹。

  死了几十个人,那是多大的事啊!区里马上通知到公社,公社马上通知大队,大队用广播立即通知到各家各户,清点当天本队到花石去的人。

  这次事故的惨痛代价,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二年,涓江上便架起了一座花石大桥。大跃进修起的湘潭至花石公路不久后就延伸到石坝。联系到我亲身感知的新中国为在极短时间内根绝天花、鼠疫、霍乱、虐疾等重大流行疾病所作的种种努力,所以,当我2008年在华商杂谈第一次看到“饿死3600万”时,脑子里立即出现了这两个字:谣言!人民政府听任3600万人活活饿死而无动于衷,哪有这样的可能呢!

  于是,便开始对这个谣言进行揭露和批判, 辑成《百问杨继绳》一集,计125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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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4:0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杨继绳父亲饿死造假

  首先接触到的是《墓碑·前言》,大略流览一下,就发现了破绽: 杨继绳所说父亲饿死有假(《6问:你父亲是饿死的吗》)!

  他的家乡人把树根树皮刨光了,却把地里的花生苗留着,等他从学校回来挖!怎么解释?(《4问:你家乡人是否喜食树根树皮而厌食花生苗》)

  其他啃光树皮树根的地方是饿殍遍地人相食,而他家乡啃光树皮树根的大饥荒,却只饿死了他父亲一个人!怎么解释?(《3问:全国饿死人全知为何家乡的却全不知》)

  家乡的大饥荒到了啃光树皮树根的程度,20里外坐在学校里的他竟然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怎么解释?

  ……

  一篇描述父亲饿死的文字,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于是,我写了一篇《一个弥天大谎——墓碑作者父亲不是饿死的》 发在华商杂谈。又在《炎黄论坛》挂了个号,将本篇送了过去。可是,不过刻把钟时间,就连文带号一起被和谐了!后来发现《炎黄论坛》有位“shao1949”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反驳。于是,又写了一篇《再议《墓碑》作者之父不是饿死的——答“shao1949”》。

  杨继绳对此,一直没有作答。

  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据他自己说,他父亲的饿死与他独吞了生产队分给其父的一斤救命牛肉有着直接的关系(《1问:你父亲岂不是你害死的了》)!

  还有,是两年前从他嘴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其父死前卧床的三天,他并没有在家服侍,带回的三斤米也被别人吃了。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他父亲是饿死的,其原因应该归咎于他的见死不救,听任自己的父亲活活饿死了(《2问:父亲快“饿死”了你为何见死不救》)!

  2014年,有采访者提出了本人揭露其父饿死造假的问题,他说:“他提这个问题就是不信任我,我当然不回答。”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嘛。要是我信任你,还有这个问题提出来吗!

  他还要我“花一天时间跑一趟”到他家乡去调查,有这个必要吗?像树皮树根啃光却把花生苗留下之类的矛盾问题,调查你杨继绳就足够了!只要你能解释清楚明白,本人自然也就信服你了(《5问:不信任你的人提问就可以“当然不回答”吗》)。

  一个连父亲“饿死”也造假的人,谁能相信,从他嘴里吐出的都会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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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4: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毛时代为自己准备的自卫武器

  “饿死3600万”,是杨继绳造出的一个天大的谣言。

  他的“饿死3600万”是怎么来的呢?他在《三驳孙经先》中说:“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这就是《墓碑》第23章。”

  那么,这些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又是怎么来的呢?曹树基先生认为是“瞎子摸象”摸出来的,杨继绳自己则认为是“隔靴搔痒”搔出来的。(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见丁学良的评《墓碑》)。

  无论是“摸”也好,“搔”也好,其结果无一例外,都不正常地减少了1961年和1962年的总人口。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毛时代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自卫武器,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这个武器就是 1964年6月30日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最可靠的人口数据。

  我国1949年总人口为54167万人,到1964年6月30日为69458万人,增加了15291万人,14年半的增速为28.2% 。这是一个约41年翻番的人口高速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带有恐怖性的人口发展速度。如果任其发展,至207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45.7亿人(见下表)。

  1949       54167

  1964.6.30  69458

  1978       89066

  1993.6.30  114182 (约41年翻番)

  2034年     228364

  2075年     45.7亿

  任你怎样造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00万、4000万还是七、八千万,都无法否定这个真实的历史,新中国自1949年起,经过三年困难时期至1964年6月30日的14年半时间内,人口是以带恐怖性的高速度飞速发展的!

  无论你把那三年的年总人口调成什么样,都有一个与1964年6月30日总人口的 “接轨”问题。 接不上轨的就是“鬼”!

  譬如:美国人口学家班久蒂,1963年的中国总人口被她修正为67420万人,1964年修正为69610万人,比1963年增加了2190万人。用1964年6月30日的普查数据进行检验,这一年的上半年增加了2038万人,下半年仅增152万人。这个“修正”是修正了还是修歪了?不言自明(《8问:班尼的“修正”是“修正”还是“修歪”了》)。

  再说杨继绳推崇的王维志,他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太少,凭自己的“体验”调高到减少1500万人。可是,按照他的“体验”数据分析,1961年怀胎和生育的妇女竟然高达3240万人,然而,就在这样的人口生产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他又“体验”出这一年饿死了1070.6万人! 有这个可能吗?( 《10问:按王维志的回推法 1961年有可能饿死人吗》 )

  建立在这些“成果”之上的杨继绳的损失7600万的“成果”又是个什么东西?!他的这个7600万是由饿死3600万和少出生4000万两个部份构成的。其中的“饿死3600万”是谣言,而由少生导致的所谓“人口损失” ,其实是他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而别出心裁的一个伪命题。

  四 所谓的“损失人口”是个伪命题

  首先,所谓损失,是指具体的东西被损毁丢失。根本就不存在的“虚拟人”,损失何来?再说,当时的中国,也不是必须鼓励生育的人口稀缺国,而是一个人口增长远远地超过生产力增长的相对的人口过剩国。

  我国1949年总人口为54167万人,1959年总人口为67207万人。10年净增13040万人。我国1958年死亡781万人,10年平均以死亡700万人计,总共死亡7000万人。这就是说,我国1959年的67207万人中,吃饭不能做事的0—9岁婴幼儿就高达20040万人,将近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净消费”队伍,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曾有过一支这样的“净消费”队伍?有哪个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面对短时间内涌现出的这样一支“净消费”队伍?不用说几十年前生产力十分低下的中国,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不一定具有这样的应对能力!

  从这个方面分析,正是由于连续多年的人口高速增长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国家领导人产生了加快发展生产的紧迫感,与此同时,节制生育也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主席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当他得知河南人口是五千一百万时,严肃地说道: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1957年10月25日,《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据福建永泰县志记载,1959年10月,也就是在全国“饿死3600万、损失人口7600万”的“进行时”中,该县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四项手术(男扎、女扎、人流、上环)——这应该不是独例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福建不是人口大省,永泰也不是人口大县。

  1962年12月,在刚刚“饿死3600万、损失人口7600万”的中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却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

  再看浙江的平湖市(原平湖县,该县1963年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1949年全县总人口277049人,比1912年的281876人减少3747人。……1949——1962年全县净增人口59933人,总人口增至336982人。五十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23人,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 {平湖的计划生育工作(1949—1978)}。

  根据平湖市1949年和1962年的总人口数量,估算出它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46年翻一个番。46年翻番的速度对应的是“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个以上孩子”。而根据杨继绳的损失7600万推算出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却是30年翻一个番!与这个增速对应的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则估计应在7个以上或8个以上!按照这个速度增长的人口数量,我国人口将在60年后的2077年翻成一百个亿(12问:《损失76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景象!而杨继绳却在这种毁灭性的人口增速上以笔为刀,大肆讨伐新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却不见他也替民国政府算算账:平湖市1912年的总人口,经过37年的繁衍,不但一个没增,反而减少了3747人!试问:平湖市这37年损失了多少人口?全中国这37年损失了多少人口?

  如果拿30年翻番的增长速度衡量,整个民国时代损失的人口应以数亿计,不知损失了多少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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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4:5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孙经先对当时人口出现异常减少的科学论证

  为了探求真相,2008年12月24日,我在华商杂谈发了一个《上世纪三年饥荒饿死人网上调查》帖,帖子锁了又发,发了又被锁。先后发了7次,历时将近20天,直到发不出了为止。调查的内容是:调查对象当年的祖辈、父辈、子辈三代人中在那三年死了几个人。结果点击4200多人次,留言的81人,只有两位网友代表的两个家庭共死了3个人。平均27个家庭三年死亡1人,虽然这个数据不能表示全面的情况,但是,对于杨继绳的17个人饿死1个(6亿人饿死3600万)来说,无疑是给予了狠狠的一击!

  我在回答“专门注册为抬杠”网友劝我放弃调查时说过:“至于调查的问题,我想还是坚持下去,我不相信:天上飞着的3600万只‘鸟儿’,就永远不会有十只百只千只飞进我的‘网’里”,而调查结果却与我期望的正好相反。

  为什么会这样?孙经先先生替我们找到了原因:天上根本就不存在飞着的3600万“鸟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孙先生发现:

  我国人口在1957—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两个时段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

  我国人口在1960—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2654万人。

  这一增一减的两个数据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吻合在一起的?孙先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它从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寻找原因。结果正如所料。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孙先生发现: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4086万人,而其中的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却只有1076万,还有3010万人则是从农村迁入的(当时,特别是大跃进开始后市镇确实接纳了大批农村人口)。可是,同期在农村原藉办理迁出手续的却只有1938万人,还有1072万人,既在市镇落了户,又保留了农村户藉。他们的双重户藉使得这一时期异常增加了1072万人(孙先生推断的数据为1144万人)。

  1961年—1963年中,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有2325万人。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却只有948万人,1377万人漏报户籍。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五年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

  孙先生指出:“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1959年前后几年,我国人口发生的两次反向大迁徙,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出现的重报漏报户籍现象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两次人口大迁徙的。我的三个姑妈和姑父、姐夫、妹夫、妹妹都是1958年前迁入市镇户籍的。姑父、姑妈的原籍户口不知是否迁出,但姐夫、妹夫和妹妹原籍户口都未迁出,不知当地是在何时消除的。另外,熟悉的人中,有两位堂叔、以及本生产队谭氏父子三人流入江西落户,原籍户口没有迁出,也是不知何时消除的。

  这两次人口反向大迁徙,《墓碑·第二十四章》也有记载:

  在这次会议(“五月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

  因此,孙先生从人口迁徙中探究出的1960—1964年这段时期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原因,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说明:此节涉及孙先生所论的问题,如与孙先生原意有出入,则系本人理解的偏差,请孙先生批评指正。

  六 “饿死3600万”是个什么概念

  在孙先生对1960——1964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作出合理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三年饿死3000万”和杨继绳的“四年饿死3600万”进行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1959、1960、1961三年总计死亡3601.9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200.6万人。这个死亡人口数据包括了人口迁徙漏报户籍等原因造成的“假死” ,所以,“三年”实际死亡人数远低于此数。别开“假死”的因素不论,即以三年死亡3601.9万人为“准数”,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三年”与我国任何时期比较,都不存在饿死3000万;“三年”与同期任何国家比较,也不存在饿死3000万。

  促成“饿死” 3000万人的前提条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3. 02‰ 。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无法企及的标准。全世界除了科威特在2005年降到2.42 ‰以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个标准。所以,我将它称之为“降伏饿死3000万的核武器”!

  然而,杨继绳的“四年饿死3600万”,却要求我国那“四年”的年正常死亡率比3. 02‰还要低,达到“四年饿死3600万”的前提条件是年正常死亡率限定最高为2.76 ‰。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达到的低死亡率标准的前提下,杨继绳在 《墓碑·前言》中以蛊惑煽动的语言大谈起了: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的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当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谣言被揭穿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饿死3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当时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那么:

  1980年世界死亡率最低的国家新加坡的241万人,就“饿死”了5254人。

  1970年美国“饿死人”191万以上。

  2009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死亡率(7.41‰)最低的一年,却有“饿死人”134.8 万。

  2016年,中国“饿死人”598.7万,而且,年年都得饿死几百万!

  1980年全世界“饿死人”3247万以上,而且,年年都得饿死几千万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打三次“一战”的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打一次“二战”的死亡人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地球上每年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每年向地球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13问:如何面对这个降伏“饿死3000万”的核武器》、《14问:为何限定我国“四年”人口死亡率为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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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5: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七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

  在灾荒的成因上,杨继绳又是“没有天灾,十分人祸”的谣言制造者。他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中提到的:有些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例如,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歪曲篡改成是刘少奇自己针对全国形势提出的看法(《54问:为何篡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将中共中央《决议》提出的“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曲改成,“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的具体化”(55问:《为何曲改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落实到他自己的“完全是人祸”即“十分人祸”。

  为了使“十分人祸”落实到位,

  他无视我国当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在当时国际社会已形成共识的历史事实(《45问:中苏联合公报所载“严重自然灾害”是造假吗》),凭自己想当然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和“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否认国家统计局的灾情数据: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他在《信阳事件》中大量引用张树藩的回忆文章时却不引用张说的“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48问: 为何抹杀张树藩对信阳百年不遇大旱灾的回忆》);

  他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中,引用《通渭县志》记载的1962年“风调雨顺”,却不引用《通渭县志》记载的 “1959年7月,全县各地连降大暴雨,粮田受灾面积30%.冲毁房屋1. 28万间,冲走田间劳动社员11人”和“1960年。是年,旱、风、冻、病、虫等自然灾害频繁,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国家回销口粮、种子、饲料粮共4049万市斤。”(《51问:为何只提通渭的“风调雨顺”不提“自然灾害频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他在《墓碑·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中,将综合影响导致三年灾荒的天灾、人祸、苏联逼债三个因素切割开来,得出了“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的结论;得出了“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的结论。

  请问杨继绳:有谁说过“三年经济困难是自然灾害一个原因造成的”吗?有谁说过“三年经济困难是苏联逼债造成的吗?”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苏联毁合同)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天灾、人祸、苏联撕毁合同,三个原因,一个也没有遗漏!

  而且,人祸是由毛主席最早提起的。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就指出“人祸也来了”! (《47问:当年苏联真的没有逼债吗》、《52问:是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吗》

  八 没有严重天灾就没有信阳事件

  天灾、人祸,究竟谁是主因?《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一、信阳事件》给出了答案。《信阳事件》是杨继绳“浓墨重彩”记述的《墓碑》开篇。其中的《信阳事件·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目标》》有这样的一段: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

  由上面的数据分析出的当年信阳地区粮食情况:

  (1)1959年估计产量64.27亿斤,比1958年增产3.82亿斤,增长率6.3% 。如果没有天灾,这个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说明河南,至少可以说是信阳,1958年的浮夸燥热已经降温。

  (2)如果目标实现,这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互利双赢的理想结局。虽然征购比率下降了0.2个百分点,政府征购却增加了4300万斤,百姓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40斤达到643斤。

  (3)15%上下的征购比率在今天来说是很高的了,但在国家主要依靠农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当时,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并不像杨继绳所说的“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目标》”。

  (4)即使是1959年层层加码后的高征购10.49亿斤,只要维持了1958年的总产量,征购比率虽然提高到了17.4%,但是,完成了高征购任务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然有588斤,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与生产。

  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祸的阴影无法“露脸”,更不可能作恶为祸,因为饥饿绝不可能发生,搜粮之类的恶行也绝对不会出现!

  正是由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使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46.1%,比估计产量整整少了一半。即使国家不征购一粒粮食全部留给农民自己吃,人均占有粮食量也只有383斤,除去种子饲料,勉强维持生存尚且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祸,各级领导都能实事求是,正视灾情,上报灾情,一方面领导群众生产自救,一方面争取减征免购,在紧急时刻,争取国家救助,灾荒就可以平稳渡过,不致于产生严重危害了。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各级领导中,客观上存在着人祸的因素。这时候,它的阴影、它的危害就显露无遗了:隐瞒灾情不报,省里按丰产测算的9.6亿征购照征照购,地委加码到10.49亿斤的征购一粒不能少,农民交不出怎么办?就逼就搜就整……一系列的问题就这样冒出来了!(《49问:如果信阳没有天灾 “人祸”还能危害吗》)

  由此可见,信阳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严重的天灾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是由天灾与人祸的合力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十分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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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5:59 | 显示全部楼层

  九 篡改曲解中央领导的讲话

  杨继绳在《墓碑》中大量引用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省、地领导的讲话。经过查对,其中有些是被他篡改或是曲解了的。譬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文中有: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墓碑·第十五章·二》: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

  尽管杨继绳只改了四个字,将周总理说的“这一时期”篡改为“在经济困难时期”,话的内容和性质却天差地别!周总理的“这一时期”是指1959年4月——1964年12月的6年,而“经济困难时期”则是指1959——1961的三年,也就是杨继绳们所谓的“饿死三千万”的三年。网上常见有人咀咒,自己饿死3000万,还在拿钱送别人。此语就是源出于此,足见杨继绳的阴险恶毒(《53问:为何篡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口头讲话》:“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明白无误的是指“有些地方”,可是,却被杨继绳篡改成是刘少奇针对全国“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是“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54问:为何篡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被他曲改成“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55问:为何曲解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针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说的,“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被他篡改成“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56问:《为何篡改毛主席的会议讲话》)

  在合作化问题上,毛主席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杨继绳挪过来说是毛主席批潘复生(《115问:毛主席批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和中央及省地领导人的讲话,被他篡改曲解了多少?还是一个未知数!

  十 谣言专家的谣言大本营

  杨继绳无愧为一个谣言专家,他的《墓碑》既是谣言的策源地,又是谣言的集散中心。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攻讦毛主席、共产党的谣言,在《墓碑》中几乎都有出现。如:毛主席西餐菜谱、毛主席的行宫、毛主席自写“毛主席万岁”口号、“周总理销毁大饥荒证据”等等。

  据孙经先先生揭露,周伯萍先生所说的,1961年年初的全国统计人口总数比按照正常时期计算应当达到的数字少增加了大约3000万,被杨继绳篡改成“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2012年6月周伯萍先生去世了,杨继绳显然认为这件事已经死无对证,可以任他编造了,于是就在同年9月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推出了他的第二个版本,进一步篡改为“全国饿死几千万”。

  还有,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来总理之命,编制的是《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调查的基本内容是全国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数据。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这一历史事实被杨继绳篡改、伪造为“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被篡改为《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调查的内容“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及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被篡改、伪造为调查“饿死人的数量问题”。(《57问:为何造谣“周总理销毁大饥荒证据”》)

  杨继绳在《墓碑·第十四章、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中专写了一节《六、关于“毛泽东不食肉”》,由毛泽东不食肉胡扯到毛泽东的西餐菜谱,又胡扯到毛泽东的行宫别墅。

  《墓碑》: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对此,龙剑宇在《毛泽东家居》一文中指出:对于这一说法,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认真查对该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从毛泽东的食谱、菜谱及其相关记载出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相当的结论:毛泽东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毛泽东菜谱、食谱共计23份,其中食谱15份,…… 食谱是实际吃过的饮食清单,而菜谱却是常备的而不一定实际食用过的饮食清单。

  2010年6月10日,韶山纪念馆邀请到毛泽东的秘书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卫士张木奇,畅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高智回答毛泽东“吃西餐”的事说:“这个没有听说过,按照我的估计,不会的!主席吃饭很简单,就几个小碟……”

  由此推断,这本西餐菜谱只可能用于国宴即接待外宾所用,可为佐证的是,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就是:“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蓉汤、铁板扒鳜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

  (《秘书谈毛泽东1961年吃西餐:我的估计,不会的》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06/24/26724489_1.shtml )

  关于毛主席的行宫别墅,杨继绳在《墓碑》中用了极度夸张的富于煽动性的语言。如“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啊,“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啊”。可是,查对了他点出名字的8个行宫,大都是毛主席因工作关系住过一次、几次或多住了几次的地方政府招待所!(《58问:它们是毛主席的行宫吗》)

  其中的四川金牛坝宾馆,毛主席虽然也住过,但邓小平入住九次,却不叫邓小平行宫!(《59问:四川金牛宾馆是毛泽东的行宫吗》)

  更可恶的是,济南南郊宾馆,其“酒店大事记”明确记载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夫人、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人大委员长彭真、总书记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共十个国内外要员曾经入住其间,然而,杨继绳却不说是他们的行宫偏要说是“榜上无名”的毛泽东的行宫!(《60问:济南南郊宾馆是毛主席的行宫吗》)

  被杨继绳着意渲染的韶山滴水洞行宫,原来却是时任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最先入住的规格低于南岳干休所的普通干休所(61问:《滴水洞是毛主席要求建的别墅吗》)。

  杨继绳跑遍神州大地,据说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却连这种最易获得的“一手”资料都没有看到?!

  继杨继绳为毛主席“造”行宫之后,网上随即掀起为毛主席大“造”行宫的高潮,“造”行宫61处,有的主流媒体也不甘落后,投入了“造”行宫之列 。如2009年6月19日的《金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李根荣的《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62问:金华601别墅是毛主席的行宫吗》)。又如2009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发表迟泽厚的《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63问:《广州南湖工程是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吗》)。

  经辩析,金华601工程应是20军自建的战备指挥所,而南湖工程则应是广州军区兴建的违法建筑,它们绝对与毛主席沾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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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6:37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  随口乱道的治“史”之道

  杨继绳的同道将他吹捧成是一个“治学严肃”和“论证理性严密”的学者。而《墓碑》中所见,却是怪论谬论,层见叠出,显示出杨继绳治“史”的随口乱道。

  在杨继绳的嘴里,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一时说的是非正常死亡,说着说着,又变成了饿死。明明是在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算着算着,结果却成了饿死人口。当孙经先先生指出他的计算公式错误时,号称学者的他,竟然会作出这种叫人难以置信的解答:

  “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此语与“可以近似地说,中国人口就是中国大陆人口”一样的荒谬!也与“可以近似地说,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一样的荒谬。(《64问: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人口吗》)

  还有,他按照常熟县志的人口数据估算的该县饿死人数,被他转换成了常熟县志记载的饿死人数(《65问:按县志数据估算的饿死人数等于县志记载的吗》)

  还有,他认为:人口净减少,必定饿死了人,而且,饿死人数量,必定大于人口减少数量。可是,当我用一组可以直观的数字对它进行检验时,结果是并不如此!(《66问:人口净减少与饿死人有必然关系吗》)

  还有,更可恶的是,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里,他干干脆脆地将那些按照他的“理论”应该成人而没能成人的卵细胞直接转换成饿死的人,干干脆脆地将外出逃荒的人直接转换成了饿死人,以达到他宣称的“通谓饿死三分之一”的标准。不但失去了做论的底线,也失去了做人的底线!(18问:《凭什么将未成人形的卵细胞充饿死人人数》)。

  还有,他还想当然的认为,“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并以此为由头,随心所欲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口。可是,实际并不如此。如: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0年出生的人数,40年后增加了77万!这就是说,1960年出生的人,在四十年内一个不死,至少也漏报了77万人。估算出的数据是 ,1960和1961两年共漏报出生人口574.6万人(《67问:出生人口少报的情况较少吗》)。

  还有,由于新修县志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所以,有的地方夸大死亡人数也不是希罕的事。如荥经县志记载的1962年总人口数据,比推测出的应有总人口少了41100多人,经辩析,应是多报了41100多死亡人口。(《32问:当时荥经县的人死了一半吗》)

  还有,根据江渭清一个吹嘘炫耀自己的故事,他作出了“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的荒唐结论。(《68问: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吗》)

  还有,中央对山东省委的一个十分正常的人事安排,被他说成了是毛泽东“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 《69问:毛主席利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吗》)

  还有,组织农民互帮互助的农业合作社,被他说成是国家为了更好的抓征购。(《70问:欧文散尽家财办合作社是为征购粮食吗》)

  还有,毛主席说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被他认定是“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71问:没人民公社时毛泽东是怎样做到“便于领导”的》)。

  还有,毛主席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行为,毛主席拒绝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被他恶搞成是与赫鲁晓夫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72问:毛主席是怎样与赫鲁晓夫争当“头儿”的》)

  还有,前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向中央作过检讨后,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调任公安部长,杨继绳由此得出结论,“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谢富治走后,阎红彦继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云南省委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杨继绳由此又得出结论:“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73问:阎红彦的职务上了一个台阶吗》)

  还有,毛主席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而李锦泉不听指示,对此,杨继绳认定是,“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 (《74问:李井泉敢靠“揣摩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决策政务吗》)

  还有,刘少奇讲话,“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的时候,毛主席插了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据此,杨继绳认定,毛泽东“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言下之意是毛主席对饿死人看得很轻(《75问:对饿死人问题  毛、刘两人谁看得更重》)。

  还有,他在说着“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湖北饿死了30万人”的时候,却认定当局把饿死人问题视为禁区(《76问:饿死人问题是禁区吗》)

  还有,本是自然灾害加上人祸等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被他认定“完全是由于人祸”(《77问:为祸的人没去 “大饥荒”怎么收的场》)。

  还有,他胡说什么“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78问:中国五千年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是民主制度吗》)

  还有,毛主席说的“(钢铁产量)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基本上及时兑现,他却认定冒进了十多年(《79问:毛主席说钢铁产量15年“超英赶美”没实现吗》)。

  还有,“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这才确定了“1070万吨”,却被他胡说成“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80问:“1070”万吨钢是三言两语决定的吗》)

  还有,胡说“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116问:近百年的历史怎么了》)

  十二 选择性视盲暗藏的杀机

  《墓碑》显示出的杨继绳,选择性视盲非常严重。选择性地对待毛主席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两个报告分别作出的两个批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1958年6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报导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等地发放的小麦高产卫星。6月初,赵紫阳到从化县调查了4天,6月8日给省委写了封信。此信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毛主席看后,于7月3日作出批示。这个批示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浮夸风 的。

  1959年2月22日,毛主席对赵紫阳的另一报告作出批示。报告和批示的主要内容是反瞒产私分。

  杨继绳对毛主席前一个批示视而不见,却对后面这个批示大加渲染:“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81问:毛主席对广东报告两个批示为何弃一扬一》)

  实际上,毛主席在作出这个批示后,便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瞒产私分的问题,第二天就南下调查,开始了对这个批示的纠错。然而,杨继绳对此却又视而不见了,一个劲儿说着反瞒产私分造成的恶果,并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毛主席!(《82问:为何隐瞒毛主席对〈反瞒产报告〉所作批示的纠错》)

  又如,杨继绳在《墓碑·无为风波》中,大量引用谢贵平文中的饿死人、人吃人故事,却对谢文中提到的县志记载的人口严重外流的信息视而不见,只字不提。(83问:《为什么不引用无为县人口严重外流的信息》)

  再如,他在《墓碑·天府饥魂》中大量引用东夫《麦苗儿青菜花儿黄》的文字,而对书中提到的一个影响四川特别是温江粮食减产的“千万亩万斤田”事件却视而不见,用几个字一语带过。因为,这是总书记亲自支持的(《84问:为何不写四川的“千万亩万斤田” 事件》)。

  还有,东夫的文中有“李锦泉当年的秘书陈振寰回忆:邓小平到四川时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他不引用该文,却选择了廖志高的“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85问:当时中央说这混话的领导人是谁》)

  还有,引用康濯的《毛主席到了徐水》,却省略了毛主席对全社平均亩产七百五十四斤就发出的“不少啊” 赞叹!(《86问:为何省略毛主席到了徐水的这些内容》 、《87问:毛主席真认为徐水粮食吃不完吗》 、《88问:这不就是“徐水闹剧”的“完美”结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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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 “饥不择食”地截取他人有关著作

  杨继绳的《墓碑》中还连篇累牍地截取其他一些人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文字,达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如张大发的《金桥路漫》,谢贵平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等。这是些什么书?

  请看:杨继绳从《金桥路漫》引进12例饿死人故事,7例是无时间无地点无人物姓名的“三无”故事!12例中涉及“人吃人”的8例,5例“三无”!举其中一例:

  如:“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

  试想,这个被扔掉的小女孩能靠抓吃身边的野草独自一个在野外生存下来,还有几个人不会抓野草而饿死!这样的情况如果可以用“老天不要她的命”作出解释,那么,“饿死”的3600万人岂不全是老天存心要他们的命了(《89问:通渭那个被母亲扔掉的女孩怎么活过来的》)!

  还有,杨继绳在《墓碑·安徽不安·二、无为风波》中,采用了谢贵平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中的不少文字。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只看里面的这句话就明白了:

  “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理由是野生植物也是地里长的,而土地是共产党的,所以野生植物也是共产党的。”

  短短的一句话,谢贵平将共产党与农民描绘成一对生死冤家,好像共产党天生是与农民作对的。

  全文描述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什么深翻一丈二尺、饿狗饥狼刨尸、豆浆制“人造化肥”等。

  一丈二尺相当于今天的一层半楼高。深翻一亩田的工作量:肩挑手提要将7200吨泥土来个乾坤大翻转。连挖土带运出再回填,按平均每个劳动力日完成2吨土计,10个劳动力要工作整整一年!这还不是致命处。无为的耕地是水田。深翻一丈二尺把地层深处撬松以后要是不能蓄水怎么办?侥幸能够蓄水也不好办,翻松的土块经过水的浸泡成了泥浆,社员们下到四米深的泥潭里,就不用再上来了!

  饿狗饥狼刨食是他说的。这句话也是他说的: “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在结伙蜂涌而至新坟地的人们面前,饿狗饥狼除了干瞪眼,还能做什么呢!还轮得上它们来刨尸吗?它们总还不至于狗(狼)胆妄为到与蜂涌的人群开仗罢。

  “干部们甚至不准农民采摘野生植物充饥”是他说的,稻种白天撒在田里,晚上就被饥民们偷吃了,这话也是他说的。连稻种都守不住的干部们,能有力量守住野生植物不让农民采摘吗?(《90问:苏秀芳姐弟靠这种方法能苟延残喘渡过危机吗》、《91问:货郎妻儿为何要干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

  流传甚广的引自《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的“褒刘贬毛”关键词语“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经辩析,应不存在。(《92问:毛刘有过中南海游泳池的“交锋”吗》)

  引自李锐的 《庐山会议实录》 的毛主席拍桌子说的“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经辩析,应是李锐造的谣言(《93问:毛主席拍桌子为哪般》)。

  十四 个人回忆,多有失真

  杨继绳在《墓碑》中引用了大量的当事人回忆和大量的档案记载,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可能对这些材料逐一进行核实。因为我们都不像他那样,有“采访的机会”可以利用,直白点说是“有公款可以利用,有公家的时间可以利用”,还有,每到各地,有新华社的“朋友”可以利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分析,辩析出其中的一些虚假的东西来。

  譬如上面提到的信阳当年的粮食产量,中央和省委工作组的数据是1958年总产60.45亿斤,征购:9.17亿斤,征购比率:15.1% 。1959年估计产量64.27亿斤。

  而时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回忆出的数据却是1958年总产为56亿斤,征购16亿斤。征购比率28.6% 。1959年认定产量72亿斤。

  张的数据比工作组的数据:1958年总产少了4亿多斤,而征购却多了近7亿斤,征购比率将近扩大一倍,1959年的计划产量则多了近8亿斤!

  没有疑问,按张的回忆数据,粮食产量由58年的56亿斤到59年计划72亿斤,肯定是继续浮夸继续大跃进!也没有疑问,征购比率由1958年的15.1% 扩大到28.6% ,肯定是不顾人民死活的高征购!但是,张的数据是错误的。 (《94问:信中央调查组的还是信张树藩的》)

  张树藩的数据错误是主观倾向导致的,还是记忆原因导致的,不得而知。

  不过,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的回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偏向了。他给杨继绳送过两次家乡饿死人的回忆,一次是当面“口忆”,一次是千里“信忆”,可是,“两忆”凑到一块,却成了互证“乱忆”( 《21问:余德鸿的淮滨死了百分之三十可信吗》)

  还有,余文海回忆说:

  “……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

  信阳在河南的最南边,与湖北搭界,其冬季室内,可以用棉被捂着尸体冷藏一个冬天不腐,经得住科学的检验吗(《95问:尸体在室内放一个冬天不会腐烂吗》)!?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他“吃人肉”的故事,但经不起事理的辩析(《96问:余文海吃过人肉吗》 )。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他说假话应付催粮的故事。催粮可以用几句假话哄过去,那还算什么大不了的事!(《97问:上交粮食可以用假话蒙混过关吗》)

  余文海还回忆了“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在杨继绳的嘴里,变成了“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 对此,杨继绳还拍了《死人坑上的大树》作“证”。为什么就不拍《大树下的死人坑》呢?须知,读者要看的是“死人坑”而不需要看这种随处可见的大树!《墓碑》难以服人的一个大缺陷是没有影像资料佐证,致使一些炒作者只好借民国饥荒的图片来用(《100问:为何拍照不拍《大树下的死人坑》)。

  总而言之,由于杨继绳的采访对象都是有选择性的,譬如退休工人他就懒得理睬(《98问:为何不愿搭理退休工人》),譬如通渭问题,他两次采访,就是不采访不听取席道隆等责任人的声音。所以,他的采访对象的“回忆”很难做到不带主观偏向,有没有人迎合他的需要编造故事?很难说!

  还有一种情况,那些反毛者的“回忆”,是绝对不能当真的,譬如李锐。(《117问:李锐是毛主席的秘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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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7:2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 档案材料,失真多有

  《墓碑》中引用的“档案材料”,失真的情况也很多。

  孙经先先生仅在数据上就揭露出杨继绳引用的档案材料有10个地方弄虚造假(《孙经先:〈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

  由于各地新修地方志是在1990以后进行的,时隔30多年,在材料的搜集整理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造成的差错。如,荥经县1958-1962年的人口数据(《32问:当时的荥经县人死了一半吗》)

  还有,1958年9月5日,毛主席在北京开国务会议,山东一个无名“资料馆”却保存了毛主席这天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等人的“档案材料。”(《99问:毛主席这个谈话难道不是伪造的吗》)。

  还有,吉林省四平收容遣送站的这段文字,弄不清是来自谁的回忆还是来自档案材料,一间6.6平方的斗室竟然住了72个人,平均每平方11人,挨肩贴背,站都站不下(《101 问:6.6平方米的房间怎么住的72人》)

  还有,《墓碑·第二章》的“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和《墓碑·第一章》的“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也弄不清是来自谁的回忆还是来自档案材料。像这些耸人听闻的酷刑,没有翔实的证据支撑,是很难叫人信实的。这可不是一种两种,而是120多种酷刑啊!(《102问:什么叫点天灯 谁被点了天灯》)。

  特别指出的是,杨继绳还歪曲毛主席对长葛县群众反映干部打骂群众的来信作出的批示,企图把责任推给毛主席的制止不力和纵容。(《103问:为何歪曲毛主席对长葛县群众来信的批示》)

  十六 “大饥荒”与大辉煌

  杨继绳把我国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即“大饥荒”的原因归咎于“三面红旗”,由“三面红旗”进一步追咎到它的“主人”——“把自己视为皇帝”的“独裁者”毛泽东(他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又由毛泽东进一步归咎到共产党的“极权”制度。

  为了“证实”他(它)们的为祸,杨继绳搬出了(借他人之口)我国的邻国——“民主”的印度没有发生大饥荒为其助力,却被印度学者乌特萨·帕特奈克几句话驳得哑口无言。原来,杨继绳的“独裁”中国的大饥荒,对于“民主”的印度来说却是一种常态。(《104问:印度从没有发生过大范围饥馑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面红旗并不只是存在于那三年,而是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存在到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毛主席也不只是在那三年执政,而是贯串于毛泽东时代的始终;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更不用说了,它不但贯串于整个毛泽东时代,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杨继绳在十年前就为它打造好了墓碑盼它早日寿终正寝,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坚挺着,看不出有半点入墓的迹象。

  这样一来,杨继绳又给自己出了一道无法解答的难题:一直存在于毛时代的他(它)们,为何只造成那“三年”的“大饥荒”,却没有造成整个毛时代的“大饥荒”?相反,却造成了整个毛时代的大辉煌!

  A、以社会总产值计算,由1949年的515亿元增到1978年的6846亿元。29 年间增长了11.29倍,年均增长9%。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速度。

  B、以工农业产值计算, 1949年是466亿元,而到1978年却达5690亿元。29年增长 12.8倍,年均增长9.5%(世界第一,而同期世界是3%)。其中,“文革十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超过12.5%的速度增长,不仅国内第一,而且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略),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最快的。

  C、以人均收入计算,尽管1970年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当于同期日本的1/10,但其福利比日本更完善。但到了2003年,中国的工资水平仅为日本的 1/30(200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500元)。

  D、以黄金储备量计算,中国1976年黄金储备量为400吨,而2003年为600吨。

  世界银行评价:1978年中国经济位列世界第六位,而2001年是第七位。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年平均发展速度是9.8%(包括文革时期)。金融时报还评价说: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105问:你敢面对毛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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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8 22:47:5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  总路线无可非议

  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驳斥了杨继绳对三面红旗的攻击。从理论上来说,它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你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只要你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你就没有对它进行否定的任何理由。

  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别开后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前面的13个字,在主观和客观的允许范围内,这是办任何事情都可以适用都必须应用的正确原则。不但30多年前的中国需要如此,今天的中国也需要如此;不但国家建设需要如此,企业建设需要如此,家庭建设需要如此,甚至个人奋斗也需要如此。难道世界上会有一个正常人以“疲疲沓沓,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办事”为正确原则吗?!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可以肯定,这不是正常人!

  实际上,杨继绳也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在《墓碑·第十六章》中提到:“(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

  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丝毫空隙可钻。

  所以,杨继绳攻击总路线,其意并不在于它前面的13个字,而在于后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当年的总路线改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哪怕是回到了民国时代,回到了满清时代,只要让少数几个人富起来了,保险他也会百分之百的满意!可是,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要改“社”为“资”,却比登天还难!

  真正的共产党,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之理!

  真正的共产党,怎么能“疲疲沓沓,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

  是真共产党,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总路线无可非议!杨继绳要反对,这是必然的,因为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

  十八 大跃进功不可没

  说到大跃进,这是总路线的具体实施。大跃进的“大”,是相对而言的,理论上无可挑剔,双胞胎中早出生几小时或早几十分钟的甚至早几分钟也称大。所以,关键的是大的“度”。如果“大度”适中,在国力、人力和其他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前提下,大跃进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难道建设社会主义还应该像老牛拉破车或像乌龟一样慢慢地爬吗!

  勿庸讳言,由于受来自党内的极左思潮影响,大跃进的“度”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导致过了“度”,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但这不是大跃进本身的错,而是极左思潮干扰的错。在极左思潮被纠正后,在渡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以后,大跃进依然在进行,我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大跃进的态势,科技尤其如此。例如,困难时期结束三年后的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六年后的1967年, 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九年后的1970年,12年前只会放假卫星的中国,把第一颗真正的人造卫星送进了太空!

  如何正确地看待“大跃进”?我们应该好好地向先人学习。

  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们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纪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们自己。但整个工程并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赖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说,李冰必须征调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产力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当时,李冰必须征调大量的民力!而且,还可以肯定,对于征调的民夫不会有按劳取酬的月工资,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征调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对于民夫,绝对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休礼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劳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将这些情况作个全纪录,说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来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懂得,李冰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他们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并“赞利”,将一个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后人的怀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罢,我们也必须分清“赞、祭”。同样是徭役,但对于他的修驿道筑长城却必须是赞,而只能对他的修坟墓修宫殿表示“祭”。

  在大跃进的问题上,杨继绳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隐其利!将是非完全颠倒,化利为弊!以利为“祭”!于200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一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对大跃进进行了百般攻击。

  2009年,我曾发过一篇《功不可没的1958年大跃进》其中写道:

  秦朝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都江堰,经过了2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也没有被刷掉寸土片石,至今还活在中国人民的心坎里。

  才过了五十年的大跃进,由它而诞生出的无数水库,桥梁,公路、铁路,工厂,学校,医院,……实物还在,修建它们的人还有很多没有死,就有人妄想把它们从中国的版图上抹掉,使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蚍蜉撼树谈何易!

  因为,它们的出世,不是一个政府的功劳,更不是某个领导的功劳,它们凝聚的是一代人的辛勤和汗水。它们,是父辈、祖辈用两个肩膀一双手给后代子孙创造的享用不尽的物质财富!

  可以肯定,只要地球不毁灭,就一定会有它们的存在,人民就一定能看到它们,就一定会记住它们,并且一定会记住那些催生它们出世的他们!像今天的我们记住2200多年以前的李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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